野象与人类“混居”后，是限制人还是控制象？｜深度报道
记者/韩谦 实习记者/周雪怡
编辑/计巍
西双版纳野生亚洲象破坏田边村民的房屋（图/勐海县亚洲象监测预警中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双版纳的野生亚洲象似乎都在跟着人的活动“游走”。
20世纪70年代以前，在当地原住民们仍用刀耕火种的轮歇方式耕种时，那里的亚洲象就已经在追随人的轨迹——烧荒后的土地，能够长出亚洲象喜食的野芭蕉、粽叶芦、竹子等禾本科植物。而当食物充足时，它们通常不会去侵犯人与村庄。
但人与象的距离并不一直如此“美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断在发生着变化。
近50年间，在西双版纳，先是因人类活动而导致“人进象退”，然后随着保护区的建立和相关法规的出台，亚洲象的数量开始有所回升。亚洲象自1988年起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后又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而眼下，亚洲象正在从西双版纳的保护区出走，它们开始频频出现在公路、村庄、农田，甚至热闹的集市里。
这些“迁徙”的亚洲象不再怕人，甚至会发起攻击致人伤亡。有研究者指出，有的象群或许根本就没有想再回到保护区，它们似乎已经把村民的甘蔗地、玉米地和水稻田当成了自己理想的觅食之所。毕竟在亚洲象眼里，不论是什么用途的土地，都是它们的栖息地。
对进村“扫荡”的大象，村民束手无策。点火、放鞭炮、敲锣打鼓、吹牛角等以前用来驱赶大象的办法已经不管用，“躲”是唯一的办法。有的村民甚至觉得，自己现在像只老鼠一样躲避着那些庞然大物。
近20年间，我国野生亚洲象肇事已造成70余人死亡，“白热化”的人象冲突到了必须提出解决方案的时候。有的地方为了避免大象入村，把整个村寨用钢制围栏围起来，有的地方计划着把活跃于村寨附近的大象统一关进新建的管控区，但无论哪一种办法，都无法一劳永逸，都会有新的问题出现。
西双版纳野生亚洲象进村“扫荡”
野象出走保护区
“前面路上有大象吗？”从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勐阿镇到勐往乡的K09县道上，见到那辆印有亚洲象监测标识的墨绿色越野车和穿着迷彩服的监测员，驾驶员大多会放慢车速、摇下车窗打听一句。
没有人敢闯入大象的活动范围。一张西双版纳州林草局印发的关于人象冲突的宣传单写道，“距离大象200米，成功逃生者的速度堪比刘翔”。
在2016年底“亚洲象监测预警”APP上线以前，西双版纳勐海县勐往乡亚洲象监测员赵平时常会接到村民的电话，询问亚洲象的行踪。即便是凌晨，也有村民因为要从别处回家，打电话给赵平确认道路是否安全，“有时候的确是恼火，但人家有这个需求也没办法”。
赵平今年46岁，2010年前后，亚洲象开始靠近勐往乡镇时，当时作为护林员的他在日常巡山时一并监测亚洲象。他从小就喜欢大象，对这些年活跃在村寨附近的亚洲象十分熟悉。亚洲象喜欢在泥坑里打滚，身上粘满了红色的泥巴，行走时又把泥巴蹭到途经的杂草、树木上。赵平沿着大象的足迹寻找，也常常蹭到一身土，村民说他身上总是冒着一股“象味”，就像野兽一样。
从今年9月初开始，40岁左右的成年公象“老二”进入发情期，它返回由母象和幼象组成的象群，试图寻找交配对象。赵平和同事们紧张起来，这时象群的活动会变得无序，往往最容易出事。
“老二”为了获得对母象的绝对占有，将5岁的幼年公象“老七”赶出象群。“老七”在象群周围一二百米处游走，试图返回象群，“老二”在中间阻拦。象群的作息也混乱起来。母象为了躲避“老二”，随时都可能带着幼象赶路，“有时候这个山上有几头，后面还落下几头，监测难度就大了”。
有时候为了寻找亚洲象，赵平一周能走上百公里的路。
傍晚，天色渐黑，象群仍不安分地发出叫声，这意味着它们很有可能还在继续赶路。没人能够预测象群接下来会到哪里去，它们很有可能在几个小时后出现在村寨附近。赵平继续在附近山头观察，他需要等它们安定下来后，通过APP和微信群发布预警信息。
监测员赵平在寻找亚洲象
目前，活跃在勐海-澜沧一带的亚洲象象群，有1队群象——由7头母象和7头幼象组成，以及5头独立活动的成年公象。眼下，在亚洲象频繁出没的勐往、勐阿各有3名监测员，他们多是由护林员转岗而来的当地村民，熟悉山形地势。
心细、胆大、肯吃苦，是成为监测员的必备条件。两年前，在与勐往与勐阿接壤的普洱市发展河乡，一名上岗不足半年的监测员在清晨监测亚洲象时，因骑摩托车闯入了群象的包围圈而殉职，清晨的大雾使他忽视了象群的移动。
对于监测员来说，骑摩托车进入山林找象是大忌。接近群象约二百米时，就需要屏息前行，仔细倾听象的脚步声、树叶蹭到象身上的声音，观察脚印的走势、路上野草歪斜的痕迹。在基本确定分散象群各自的方位后，就需要及时原路返回，寻找一个地势更高、视野开阔的地方观察。
时间长了，监测员靠观察独象的足印大小和脚趾形状的细微差异就可以分辨出具体是哪头公象经过。“老大”和“老二”年龄相差不大，足印相似，监测员摸索出通过前后脚印的距离来判断的办法：“老大”前脚走过去，后脚会踩在前脚的脚印上，“老二”的后脚印则在前脚印前面一公分左右。
监测工作没有节假日，只要野象在自己负责的辖区范围内活动，监测员就必须24小时随叫随到。
10年间，勐海-澜沧亚洲象象群已致20余人死亡。现在，几乎每个村民都能说上些偶遇亚洲象的经历。
事实上，这一象群并非是勐海和澜沧的“原住民”，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陆续有象群从西双版纳勐养保护区内走出，到此栖息一段时间后又折返保护区内。目前正在监测的这一象群在2005年跨越澜沧江，行进上百公里后迁徙至发展河乡境内，从2011年起，它们的活动范围拓展至勐往乡，又在2016年继续移动，进入勐阿地界。
有专家分析，澜沧江景洪水电站的建设使得水位上升，导致象群迁徙通道淹没，阻碍它们返回保护区。而在西双版纳州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研究员王巧燕看来，这一象群或许根本没有想过要再回保护区，对野生亚洲象来说，被誉为“滇南粮仓”的勐海县是比保护区更理想的栖息地，“就像人一样，有玉米、谷子吃，谁还想吃糠？”
大象进村，村民在屋顶躲避（图/勐海县亚洲象监测预警中心）
从“人进象退”到“象进人退”
监测员赵平仍记得14岁时徒步30公里去看野生亚洲象的那个下午。
1988年的暑假，听说乡里靠近澜沧江边的村寨有野象出没，赵平和同村的两个伙伴结伴，包上些米饭作干粮，大清早就出发去找象了。
一路顺着村民指路，赵平见到了一头在抛荒耕地上觅食的独象。二三十人围在离野象200多米的地方观望。面对这个两米多高，数吨重，“灰黑灰黑”的庞然大物，谁也不敢走得太近。
还有老人提醒赵平，小孩不能看象，看了它就会过来踩人。但那时的赵平并不知道，亚洲象奔跑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50公里，只是觉得，“它这么笨重，怎么会踩死人呢？”
在这次看象途中，赵平还在澜沧江江岸的泥塘边见到了群象脚印，“一个脚印有40公分那么宽，一下把我吓住了”。即便是当地村民，也少有人见过群象，由于怕人，它们基本都在村寨周围的密林中活动。
这是赵平第一次见到大象，“当时真是不想回家，就想待在那儿继续看”。赵平村里亲眼见到大象的人并不多，回去后，不少村民围着赵平听他描绘见到大象的场景，“说的时候也会添油加醋一些，感觉挺得意”。
近50年来，西双版纳野生亚洲象的数量和分布范围从收缩到扩张，人象之间的关系也从“人进象退”向“象进人退”转变。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金龙等人曾撰文提到，西双版纳垦区曾先后接收了5万余名知青进行开荒生产建设，1960至1990年间，西双版纳人口从30.6万人增长至78.8万。自1959起的20年间，全州林地面积减少2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下降近6%。此外，偷猎的行为也猖獗起来。90年代对西双版纳亚洲象的调查显示，亚洲象数量在170至200头之间，分布区基本退缩到保护区内。
景洪市大渡岗乡香烟箐村紧挨着西双版纳勐养保护区的林地。现年59岁的村民刘英在1977年跟随父辈搬迁至此。在她的记忆里，那会儿也能不时见到大象，“但最多就是三四头成群，不像现在，一下就是十几头”。象群偶尔从保护区内来到庄稼地内觅食，“那时候它们吃得也不多，也不怎么管它们”。刘英记得，当时大象“很怕人”，只要人放个鞭炮发出些声响，它们马上就会钻入丛林。
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自然保护区条例》规定，禁止在保护区内进行砍伐、放牧、开垦、烧荒，保护区内“无人区”化。住在西双版纳保护区核心区内的8个村寨195户原住民陆续易地搬迁，“刀耕火种”耕种模式随之消失。1996年，我国实施《枪支管理法》，随着枪支收缴，盗猎野生亚洲象的行为减少。从那时起，亚洲象的数量开始有所增加。
随着对保护区内植被的保护力度加强，很多灌丛不断“森林化”，植被覆盖率大大提高。但这却为野象带来了觅食难题。西双版纳州林草局野保站站长李中员介绍，由于得不到光照，林子底下那些亚洲象喜食的低矮禾本科植物大大减少。野象不得不走出保护区寻找食物，周边村民种植的玉米、甘蔗等农作物成为它们新的食物来源。
监测员的无人机拍摄到，村民的农田被大象毁坏大片（图中黑点为亚洲象）
亚洲象也越来越不怕人。
村民刘英家原本有6亩水稻田，20多亩玉米地，大象来得没那么勤的时候，水稻的收成在保证全家整年伙食外，还能卖上一半。种植的玉米也可供家中饲养鸡、猪等牲畜。在2000年前后，家里一年能存下四五千元的积蓄。慢慢地，到了2010年前后，即便是在粮食成熟的季节，家中男丁整晚在家里守夜，放鞭炮、点火、敲锣打鼓，前来觅食的大象也赶不走了。
刘英回忆，“早年间，一些农民家里还有自制的铜炮枪，可以吓唬吓唬大象，后来被收缴后大象就不怎么怕人了”。那时候，水稻的收成仅能供家里吃上半年，玉米地也只能有之前三分之一的收成。
为了减少亚洲象带来的损失，刘英家不得不调整种植计划。水稻田逐渐抛荒，山地则改种橡胶这类亚洲象无法食用的经济林木。此外，儿子王晓安也要出去打零工支撑家用。
保护区周边的橡胶林不断增加后，亚洲象开始继续向外出走，寻找食物。
云南大学亚洲象研究中心主任陈明勇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如今西双版纳的300多头亚洲象有三分之二都在保护区外活动，“现状不容乐观，人和象处在混居状态”。在2017年西双版纳州林草局对亚洲象数量统计中，一名监测员在勐腊保护区内用无人机寻找了一天一夜，没有找到一头亚洲象，“全部进入保护区周边乡镇的农田了”。
今年3月，又有一群17头的亚洲象离开保护区，一直迁徙至上百年没有亚洲象到往记录的景洪市勐罕镇，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在西双版纳州林草局野保站站长李中员看来，当地村民此前若没有接触过大象，对大象破坏力认知不足、躲避大象的经验比较少，往往更容易被袭击。
李中员对深一度记者表示，目前人象冲突已经“白热化”，到了必须提出解决方案的时候，“如果在这个阶段还不采取行动，人象冲突将愈演愈烈”。
自2011年开始，监测员赵平几乎每天都会记录亚洲象的活动轨迹和肇事情况。一旦有冲突发生，赵平就会去实地了解情况，“以前我们也对大象不熟悉，经验都是这么来的”。在赵平的记录中，曾有亚洲象因为听到狗叫声，想攻击狗而推翻围墙闯入村民住宅，在此之后，监测员们往往也会提醒村民，当亚洲象在附近出没时，最好将狗送离村庄。
勐海县亚洲象监测中心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深一度记者，几年前，亚洲象通常在离村寨较远的山林活动，从2018年开始，亚洲象越来越靠近公路，如今基本都在公路沿线活动，离村寨越来越近。
被钢管栏杆围起来的香烟箐村
“围不了象，那就把人围起来”
在此前的数据统计中，成年公象的攻击性很强，伤人事件通常发生在人与独象之间。而眼下，勐海象群伤人事件的“肇事者”却往往是群象中的母象。
在当地村民看来，这或许与2015年6月象群中两头幼象因食用有农药残留的甘蔗和杂草后中毒死亡有关。勐海县勐阿镇监测员普宗信回忆，当时，警察用防爆枪发射催泪弹，把围着中毒幼象的象群驱赶到附近山林，以便专家在现场对两头幼象尸体进行解剖并送去化验。
此后，这一象群变得暴躁起来。次年，勐阿镇在两个月内接连有3位村民被群象攻击致死，其中有两位是住在田地边窝棚里的老人。事发时，都是群象夜间在农田觅食，发现窝棚内有人后开始攻击。从那时起，镇上开始“谈象色变”，勐海县成立亚洲象监测队，开始对亚洲象行踪进行通报。
23岁的“索批多”是象群中攻击性最强的母象，它经常独自闯入村寨，见到人或听到动物的声音后会主动攻击。赵平说，在群象袭击人的冲突中，基本上都有“索批多”的参与。
人们很难去控制野生象群。至今，唯一一次经过官方许可的抓捕活动在1972年，上海动物园为捉捕一头象群中的幼象，在征得原国家林业部批准后成立捕象队，于西双版纳勐养子保护区内展开了一年的抓捕行动。
2011年，有研究人员在对事发地附近村民的走访中获知，1972年的捕象过程导致了5头亚洲象死亡：一位解放军战士在遭到象群攻击后用冲锋枪自卫而致一头亚洲象死亡，此外，3头亚洲象因麻醉剂注射过量死亡，1头亚洲象因饲养不善死亡。
此后，附近象群或向北走出保护区，或向其他地方迁徙。
相比控制大象，控制人成了目前解决人象冲突中更常见的手段。2014年底，香烟箐村开始有亚洲象进入村寨。离保护区最近的一户人家，大象曾在晚上打碎玻璃，进入伙房寻找盐巴和食物，甚至吃掉了电饭锅中的米饭。37岁的村民段忠明回忆，“那时候，家门口种点芭蕉、芒果，全被野象吃完了，到了晚上，都不敢让家里小孩出家门玩”。
2017年，由于香烟箐村23户人家是在搬迁后集中建设的房屋，当地政府投资104万元将村民们的居住区“围”了起来。蜿蜒围绕村庄的绿色钢制围栏长800米，高2.2米，竖向采用了直径1.5公分的焊管，横向是5根直径1公分的钢管。
在段忠明看来，围栏的确能让他们睡上一个安稳觉了，但这仍无法保证他们日常生活的安全——“可即便是像老鼠一样躲在围栏里，那也要去外面找吃的啊”。
由于香烟箐村附近多山林，其间出没的亚洲象有70余头，没有办法通过人工监测来跟踪大象的行踪。2015年起，勐养保护区附近大象的主要通道上陆续装设了上百台红外摄像头，一旦拍摄到亚洲象出没的照片，系统便会自动上传预警，通知村民。但摄像头监测也存在诸多盲区，“要是大象没从主要通道上走，那就监测不到”。到了晚上，看不清楚野象在哪，要是没什么性命攸关的大事，村民一般都不会出门。
村寨附近的亚洲象群（图/勐海县亚洲象监测预警中心）
最近，村民段忠明在景洪市区找到了一份一个月的短期工，在建筑工地开车运送物资，每天有100元的工钱。在村民看来，留在保护区附近，总还是要受野象的气，“作为农民，现在都不能种庄稼，连鸡鸭的饲料都得去市场上买，那还叫农民吗？”
段忠明也希望带着家人离开这里，但他又发愁，“能搬去哪呢？要是去城里，得有房子住，有固定的收入，我也不会什么手艺，怎么养活父母和孩子？”
对赵平来说，作为监测员，目前能做的是尽可能保证村民的生命安全，至于农作物，只能“听天由命”。
9月中旬，一名监测员自家的7亩玉米地被群象破坏了近一半，虽然政府为他们投保了亚洲象公众保险，但理赔额度并不高，不足实际损失的三分之一。勐阿镇黎明农场的老人吴秀娥家种植着十余亩甘蔗地，五六月份的时候，一头独象在甘蔗地里睡了好几晚，压坏了近4亩甘蔗。原本1亩地能挣3200元，那次她家损失了1万多元。“而按照保险标准，一亩地仅有800元补偿，我们去地里干活，看到那些被压倒的甘蔗都忍不住掉眼泪”，吴秀娥不停小声嘟哝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大象搞掉的也太多了”。
也有人为了保护自己的作物而死于大象脚下。一个从福建来勐海承包香蕉地的老板，在凌晨2点多发现象群在吃肥料后从楼上下来驱赶，被群象围攻致死；2018年，一对夫妻为了及时抢收茶叶，在山腰采摘时，一头距他们200多米的母象从山顶下来攻击，妻子丧生。
普宗信向深一度记者回忆，在事发前一天，他已经用无人机上外装的喇叭通知采茶的夫妻附近有野象活动，尽快撤离。普宗信无奈，如果村民不听劝，监测员也没有办法强行禁止他们进入野象活动区域。
“老百姓也不容易”，有村民感慨，勐海盛产普洱茶，对于采茶人来说，茶叶发出嫩芽后在一周内若不及时采摘，就会变老卖不出好价钱，并影响下一茬茶叶的生长。而这，是不被保险计入在内的隐性损失。
李中员表示，由于政府财政拨款有限，投入的保费不高，补偿标准也一直提不起来，“几乎是保险公司收我们多少钱，就赔多少，他们也没有钱赚”。
大象在村民的田地里觅食（图/勐海县亚洲象监测预警中心）
大象与人“混居”后
随着象群的生活空间和人类越来越接近，它们的习性也在发生改变。
监测员们调侃，勐海象群是“最不喜欢专家”的一群象，它们打破了不少专家的固有认知：一头母象两次生育至少需要间隔4年左右，而勐海象群的一头母象在不到两年半时间里便产下了两头幼象；成年大象为了时刻保持警觉，一般都是站着睡觉，勐海亚洲象则大多躺着睡觉；大象只有在天黑时才会靠近村寨寻找食物，而勐海象群中的独象“老三”，在勐阿镇周日集市时闯入主街。
“老三”是象群中的“车匪路霸”。去年3月，处于发情期的“老三”仅在一周内便破坏了16辆车，损毁5处房屋。它频繁出没在从勐海县到勐往乡唯一的主路K09县道，当时正是甘蔗收割的季节，三四十辆东风车满载着勐往乡刚收割的甘蔗，准备运往制糖厂。赵平回忆，当时“老三”把整条路的车全部堵停，“司机们全部丢下车跑了，‘老三’在公路上，想吃哪车甘蔗就吃哪个”。
一个月后，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老三”被赵平和同事们引入一片荒地后捕获，并送至亚洲象救助中心进行收容。目前，在位于勐养保护区的野象谷亚洲象救助中心，“老三”生活在笼子里，由专门看护它的饲养员投喂象草、胡萝卜、竹子等食物，并每日为它冲凉。
“老三”几乎不可能再回归野外了。一名救助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深一度记者，收容中心的生活让“老三”越来越习惯和人类接触，出去后它可能更喜欢去人流量密集的地方，会带来更大的危险性。另一方面，长时间脱离野外后，象群能否再接纳它也未可知。
闯入村民集市的“老三”（图/勐海县亚洲象监测预警中心）
同样是在去年，群象在勐阿镇南朗河村附近待了两个月，有2人因为象的攻击在村庄附近丧生。
当时，村中住混砖结构房屋的村民被要求转移至房屋质量好些的亲戚、朋友家居住，并要求住在二楼以上的房屋。村中大多是平房，大家就在房顶搭建简易帐篷居住。36岁的村民张秀英向深一度记者回忆，晚上时常紧张得睡不着，“到半夜两三点还在注意听着监测员飞无人机的声音，无人机去哪了，大象一般就在哪了”。村中一处大象踩死人的地方离张秀英家不足百米，如今出门，她还是会选择绕着走，“出事的那个20多岁的小伙子，身上一丝不挂，头也被踩烂，太可怜了”。
南朗河村不少村民砌起了围墙，把自家房屋围了起来，围墙外又加上了铁丝网。有村民如今还经常梦到亚洲象伤人的场景，“太吓人了，要是把它们全部关起来就好了”。张秀英也觉得，要是把大象都关起来，人象冲突就可以彻底避免。“在你们外面的人看来可能这种想法‘不正确’，但外人都在考虑亚洲象，谁来关心我们呢？”
在李中员看来，只要规范野生亚洲象的行为无法实现，人与亚洲象在混居后和谐相处就无法实现，“只能通过划定它们生活的区域来规范它们的行为，不让他跑到人类生存的区域”。
亚洲象肇事频发后，勐海县于去年9月开始，历时9个月建成了一个由2000多米防护栏围成的亚洲象临时管控区域，总面积360余亩，计划今后把在附近活动的象群转移至此。在这个防护栏以北，约7万亩的国有林和集体林，也在后续计划扩建范围内。
李中员表示，由于资金短缺，这一管控区目前还无法启用。管控区内种植的植物也无法满足19头亚洲象的需求，光是每天的人工投喂的食物成本就需花费3000多元，目前当地政府没有能力为管控区的运行负担成本。此外，李中员告诉深一度记者，扩建7万亩林地的预算需要8亿资金，国家林草局也没有办法拨这么多款项支持管控区的建设。
西双版纳州自然保护区管护局研究员王巧燕则认为，将亚洲象围起来的做法从野生动物生态学上来说并不合理，长期如此会使″象群丧失了物种间的交流，近亲繁殖肯定会让这一象群走向灭绝”。
除此之外，不少专家建议在西双版纳互相隔离的5个保护区间修建亚洲象走廊、建立亚洲象国家公园。王巧燕认为，在5个保护区间修建亚洲象走廊的方案在实际实施上面临很大困难，“牵扯到的土地如何去征用、协调，建设资金如何筹措？这都是目前尚未能解决的问题。”
“真是又爱又恨”，和村民不一样，“跟踪”亚洲象时间久了，监测员赵平对亚洲象有着复杂的感情。在接受采访的间隙，他不时翻阅着手机里存着的亚洲象照片，“你看，这是一头公象从山坡上爬下来，太可爱了”，“这是‘老三’，被抓捕的时候我跟它合了个影，算是留个纪念”……
“老三”被收容至救助中心后，赵平曾去看过它，“‘三’，我一喊它，它鼻子缩了缩，显然认得我，我眼泪差点掉下来”。
谈及眼下的人象冲突，在赵平看来，不能把问题都推到大象一方。“到底是大象占了人的生存空间，还是人占了大象的生存空间？这个其实也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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